●陳贊發

　　近來，筆者從媒體上看到我市不少圩鎮舉行“赴圩節”，贊賞之余，更是把我隱藏于腦海深處的那些與圩日有關的記憶全都“拽”了出來。

　　家鄉圩日留給我的記憶，始于20世紀的70年代之初。在那個特殊的年代，圩日被從原先的逢農歷“一、四、七”，縮減為逢農歷“一、五”，也就是說把每個月的9個圩日變成了6個，其目的是為了讓社員們有更多的時間去搞生產和勞動。然而，也許正因為如此，更加增添了人們對赴圩的渴望，更加造就了圩日時人們“趨之若鶩”的熱鬧情形。每逢“一、五”的日子，赴圩兩字便常掛在人們的嘴邊并付諸行動。晨光中，圩鎮周邊的大小道路上，赴圩的人一個跟著一個，一撥接著一撥，接連不斷，不是肩挑就是手提，幾乎沒有空手而去的。半個上午過后，圩鎮的大街小巷便到處人山人海，熱鬧非凡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“集市”。幾乎所有的人都在鄭重其事地進行著各種買賣——他們把自己帶來的農副產品賣掉，然后買回家中需要的物品。愉快地交易完畢后，近的可以趕回家去吃午飯，遠的則大都在集體飯店或私人開設的午伙店里吃午飯，再優哉游哉地回去，甚至有些近的也要吃完午飯才回家，因為他們想借赴圩的機會“打打牙祭”，慰勞一下平時缺油少葷的肚子，抑或要和街上偶然碰見的親戚朋友喝一杯，借機敘敘舊，談談心。而對于還是一個孩子的我來說，圩日最具體、最現實的意義卻完全在一個“吃”字。那時，祖父平日里在家中做鐵匠活打鎖匙，圩日便到街上去做買賣。于是，我瞅準這個機會，每個圩日的上午都要去到祖父擺攤賣鎖匙的地方，跟他要來5分錢，然后到街邊的小食攤買一碗牛紅、菩米粥什么的解解饞?？蓜e小看那一碗簡單的牛紅或是菩米粥，在那個艱苦的年代里，帶給我美妙而滿足的味蕾及心理享受，絕不會遜色，甚至勝過如今的孩子上肯德基或麥當勞——要不，也不會讓我至今念念不忘。

　　時間進入20世紀80年代，國家已實行改革開放政策。一天，我在街上看見了張貼著的告示，其大致意思是說，為了增強農貿市場的商品流通，搞活經濟，恢復原來的逢“一、四、七”為圩日。那時，農村已普遍實行了“單干”，也就是分田到戶的生產承包責任制，大家不用再集體干活，各自的時間都可以自由支配了，因此要赴圩的話也就更加方便與自由了。政策放寬了，農村再不會“割資本主義尾巴”了，農副產品很快比以前豐富了起來，圩日里的交易市場也就更加熱鬧與繁榮起來。那時，祖父已經去世，父親并沒有接祖父的“班”做鐵匠打鎖匙，他跟母親都只會在田地里干活，當地地道道的農民。然而，政策改變帶來的市場活躍，一樣給父母親提供了到街上“經商”的機會，他們按不同季節種下玉米、花生、甘蔗等經濟作物，收成后利用圩日到街上去賣，換回我們兄弟的學費及家中油鹽錢。

　　父母親赴圩做買賣，我印象最深、參與度最高的還是在春節前賣蔬菜的經歷。每年的農歷八月份，父母親便種下一大片的卷心菜，以便在春節前當應節蔬菜賣。在蔬菜種類中，卷心菜的生長周期特別長，要好幾個月，價格也自然比較高。在卷心菜的生長過程中，我沒少幫父母親給它們施肥、澆水，其間，看著慢慢長大的它們，想到以后能變成錢供自己讀書，心里頭便充滿著欣慰與喜悅，更是不吝氣力地耐心“伺候”它們。

　　賣卷心菜的時間，基本集中在農歷十二月廿四、廿七兩個圩日。那時已經臨近春節，前來赴圩的人特別多，尤其是廿七那天，都已經入“年架”（廿五為入“年架”日）了，更是如此，用摩肩接踵來形容街上的人，那是再恰當不過的了。因為卷心菜可以放置較長的時間，沒有冰箱也能保鮮很久，所以很受人們的歡迎，成為蔬菜中的暢銷貨。通常是在廿四、廿七兩個圩日內，我家所種下的卷心菜就能全部賣完，家中一下子就有好幾十塊錢的收入——這在那時可不是一個小數目。

　　說到農歷十二月廿七街上的人如何的摩肩接踵，有一件發生在老大橋上的趣事就能準確、形象地詮釋。有一年的十二月廿七，由于赴圩的人實在太多，加上大多數人都是帶著貨物，以致在老大橋上造成了交通堵塞，水泄不通的人群簡直是寸步難移。結果，我同村一個70多歲的老婦人，在過橋后才發現自己的一只拖鞋居然跟別人“調換”了，一時成為人們的笑談，同時也足以證明當時老大橋上是多么的“人滿為患”。

　　后來，隨著自己考進師范學校讀書，畢業后走上教育工作崗位，與家鄉圩日的“相會”是越來越少。另一方面，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，鄉村外出人口的增多，圩日曾經的熱鬧與繁榮也變得日漸不再，最后竟是名存實亡了。如今，在圩鎮新建街道、商鋪的映襯與“擠兌”下，原有的那幾條街道早已顯得衰敗不堪，除了一些“堅守陣地”的居民外，也少有人前往了。當我站在那冷冷清清的老街上，舉目四望，真心希望能看到熙熙攘攘的前來赴圩的人群。